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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方针的完整提出，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党的法律文本行为总体呈现规范性、规划性和规律性三个特点。具体机制支撑着法治的动态运行。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总结新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面依法治国从理论创新到实践部署，迈上更高的历史新起点。进入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成为党的法治宏观话语新表述。

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首次在党内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党在百年法治奋斗历程中，继承中华民族伟大的优秀法典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实践中根据时代的主题和认识的进步，探索和推进文本创新。阎天在第五章讨论了破产保障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

如果要从宪法的角度来阐述全书的话，那么最先需要论述的应该不是平等就业、反歧视问题，似乎应该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入手来写——毕竟这是宪法正文第1条就规定的。第一，强调革命的逻辑，这尊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采取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宪法学界每年召开的基本范畴会议，不断推动宪法学视域的扩张和知识水平的提高。[17]在劳动议题中，哪些是真实发挥作用却没有被规定到成文宪法之中的呢？笔者在这里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是这是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既需要有不成文宪法的视野，也需要对新中国宪制的更多材料进行解读。

[21]这种张力及其背后的生命力，的确是我们理解八二宪法时必须带有的基本视角，但是阎天如此开放、未完成式的回答，显然是容易让读者继续有所期待的。阎天的一些论述或许在附文中都未及陈述，只能隐藏在被理解为更为个人化和情感化的后记之中。

但是在新破产法那里，劳动者不再是主人翁，而变成了受害者的形象，劳动者是消极的、需要谋生的、无权的，这些就将劳动者塑造成了一种受害者，尽管这种受害者形象在宪法中没有直接规定。阎天的这一论述敏锐且颇有体系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各个群体都同样进入到统一战线范畴之中，不代表进入的这些阶级或群体都是平等的，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或许可以说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上只是我们提倡劳动宪法的宏观考虑，还必须要有具体的研究抓手，才能够让这些研究能够具体落地、实起来。他认为宪法规定上的这种主人翁与受害者形象之间的张力，恰恰是宪法与时俱进和生生不息的动力，破产法应当加入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之中，不断探索两种劳动者形象的合题之路。

其实，过去的劳动改造条款与宪法第1条的国体条款是配套的，能够对第1条所提及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进行界定，而现行宪法第42条的劳动权条款只是宪定权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条款，而公民所包含的范围显然比工人、农民这个范畴大得多，因此也就无法与宪法第1条形成一个体系。平等就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理，规整的标题有其优势，但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惑。对此还要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我国宪法中似乎没有对工人、农民进行界定，这是否表明无法通过宪法完成上述工作？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宪法学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从宪法社会学视角推进劳动宪法议题的研究，不成文宪法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全书结构上铺陈顺序的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关涉到作者在思考和写作时候的核心理念，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思路。

[12]在国外的观察者那里，中国的工人阶级地位和处境问题天然地是一个重要命题，如外国学者写的工人国家的下岗工人的书。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的研究格外突出，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阎天就在这些论题上持续发力，他第一次正式阐释劳动宪法议题是在北大强世功教授召集的第七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比如他在讲述平等就业问题的时候指出，无论是平等就业背后的理念是绩效主义还是同等保护，以及采取侵权法的方式来反对就业歧视的通常做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预设，忽视了我们对劳动者的保护不仅仅包括了私法规范、也当然包括了公法资源——宪法，进而他指出必须要从宪法对弱者保护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做到对劳动者的保护。近些年来，劳动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996的码农、不坐班但永不下班的高校青椒、困在系统中的外卖骑手、签自愿奋斗书的企业员工等新闻，经常性地刷屏朋友圈，也引起学术界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的讨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从附文二看出阎天这一思考的开端，也可以在附文二与成型后发表的导论的比较中把握他的思考脉络。效率价值与生计价值被对立起来了。因此，阎天所提出劳动宪法的学术命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中复兴这五种价值，从后面的几章的内容我们发现，阎天试图在很多问题的解释中将这五种价值找回。在这个意义上，阎天的分析的确从破产法之上试图往上跳跃，但是这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攀爬。他对宪法资源的调用不仅仅是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进行的解读，也试图超越劳动与宪法这种简单关联的分析模式，而是深入到劳动法具体问题之中，在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引导读者自觉进入到宪法的高度，他将这一理论进路概括为劳动宪法研究。[18] 不同的宪法近路其实在阎天的论述中存在着张力：一方面，阎天意识到劳动在中国宪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他要借助对宪法中相关条款的教义学解释，来扩展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劳动问题的解释。

[15] 参见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5页。第二种形态，劳动贯穿宪法的全文，对宪法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

同样的，如果要从公法的角度来书写的话，至少应该从理论推演的顺序来书写，似乎应该是按照劳动-劳动者-劳动法三个层面逐渐递进的框架来写：首先讨论劳动宪法上对劳动的界定，那么除了导论外，阎天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讨论的劳应该放在首位。[19]阎天逐章讨论了平等就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理，这是劳动法中比较常见和基础的问题。

在对这些条款的解读中同样也能够看出阎天的解读背后张力。阎天的多处论述中都存在这样的张力和紧张关系。

当然，不能简单地说阎天的研究忽略了宪法，更准确的说是，阎天的宪法研究更多侧重于规范宪法学的研究，由此必然决定了可能在某些问题的解释上有所局限。如前文已述，阎天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不能简单将劳动条款降格为劳动权条款，他在写作中时常去提及宪法中劳动条款的制宪权层面的意义，他意识到在中国的政法语境中，劳动意味着国体条款，界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按劳分配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也需要借助按劳分配来实现。[16]不过，阎天从宪法第42条做出这样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误读、至少是过分解读的。阎天在初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对宪法按劳分配条款解读出四条最初的宪法命令。

[④]再如，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民法比宪法更像宪法的基础规范，笔者也曾经在研究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法》、《婚姻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法、乃至宪法。[26]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就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性论述，在这本书中阎天对劳动法中常见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分析。[⑩]当然，今天有重新认识劳动纪律的可能性，21世纪以来国家有意识的去实现三者之间利益的再平衡，一方面是将敬业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之中，以此重塑国家的纪律教育。

为了应付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有必要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第四章劳动纪律涉及到的宪法条款是第53条。

笔者并不认为阎天自己没有价值判断，阎天这本书的正题如山如河本身就是对崇高的劳动精神、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致敬，而在他那热情洋溢的后记倒数第二段，他激情澎湃地写到，劳动是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和伟力，如高山般肃穆，如大河般热烈，既无可撼动，更无可阻挡。[23]并进一步比较指出，这一条款在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中都有，之前三个宪法文本中是劳动改造条款，在现行八二宪法则是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予以理解，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在于政法体制的变化。阎天通过对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各种材料的分析，构建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了其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含义。接着在分析按劳分配规范变迁的基础上，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发掘出按劳分配的五条意涵。

[22] 五、超越专业槽的附文 在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全书主体部分后面有三篇文采飞扬的附文，附文的写作更为活泼、灵动、直抒胸臆。[25]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245页。

对于劳动宪法学的研究来说，虽然我们还在路上，但是我们终于上路了。在劳动法的主流教材中，除了基础理论外，一般包括了劳动关系（涉及集体合同、职工民主管理）、劳动基准（涉及工资，即按劳分配）、劳动保障（涉及失业、职工福利等）、劳动执法等问题。

后一种从公法/法理学的角度来书写劳动法，也是笔者更是熟悉和推崇的写法。其实，每个部门法都能够与宪法建立起关联，比如刑法对犯罪的规定触及到宪法的核心命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涉及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塑造问题——政治契约之前的社会契约问题。